1945年8月6日和9日，为了教训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炫耀自己的武力，美国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空投了一枚刚刚研制出来的，当时这两颗的当量仅为1.4万吨和2万吨的，而一颗2万吨当量的的威力相当于400万门76.2mm的火炮进行一轮齐射的能量。

  “小男孩”在广岛爆炸后，广岛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大火持续了数个小时，以爆炸投影点为中心的12平方公里内的建筑物全部被毁。24小时后，“胖子”投向长崎，由于长崎地处山谷，爆炸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但是仍有四分之一的城市被烧毁。

  据长崎的一份报告说，由地面零点起至100米半径之内，因为极其剧烈的爆炸和热度，全部人畜几乎立即死亡…房屋和其他的建筑物均被扫光、倾颓或者破坏，大小树木均被炸去枝叶或者连根拔起或者被折断，各处都燃起了大火，三菱钢铁厂房坚固且复杂的构架，都已经被烧的扭曲如同软糖一般，国立学校的钢筋水泥房顶全部都被破坏，爆炸的威力超乎人们的想象。

  而的巨大威力直接让日本人立刻宣告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战后的利益分配上也以谨慎为主，步步相让，使得美国成为了战后最大的受益国，原本斯大林觊觎已久的日本，更是被美国人独自占去。

  信仰火药量的美军自信心得到了空前暴涨，美国人在外交上，更是把当做自己无往不利的“大杀器”，一度成为了美国的“外交发言人”，动不动就是要出动，进行“核讹诈”，朝鲜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

  曾担任我国总参谋长一职的元帅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抗美援朝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我的心情并不轻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每天一拿到朝鲜前线来的电报，先看后面我们有多少伤亡，每一次战斗都是烈士的鲜血换来的。”

  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悲痛地说：“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付出了太大的牺牲，为什么？因为武器装备不如人家。”

  美国在侵朝战争中，动用了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 的空军、近一半的海军，在三面环海、举步都是海港的朝鲜半岛，尽情地发挥着海空的优势，而只有陆军没有海军和空军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却是非常艰苦。

  尽管我们勒紧裤腰带，向苏联订购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器装备，但是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武器装备仍然处于劣势。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打进了汉城，国内欢呼，把美国侵略者赶下海去了。

  但是在汉城的前指，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和他的战友们头脑却是非常清醒，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说：“哪怕我们只有敌人十分之一的钢，也早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了。可现在一方钢少气多，一方钢多气少，到头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双方的决策人都明白难以打下去了，坐到谈判桌去讨价还价打嘴官司。”

  1953年1月22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央会议的时候说：“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军工的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经不能靠着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

  早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毛主席就表示，为了建设现代化国防，我们陆军、空军还海军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士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

  虽然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最后也没用出来，但是一次又一次的核讹诈，却是实实在在地教育了新中国。有什么了不起的？就那么大一点东西，但是咱们没有，人家就能随随便便地威胁咱们国家。

  要想不受别人的欺负，就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毛主席说，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要在战略上蔑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

  随后，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下定决心发展国防科技，首先发展以、导弹为主要内容的国防尖端技术。

  发展技术，说起来就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做起来却是极为的艰难，我国研发的道路，走得更是难上加难，缺少科研工作者，缺少实验的原料，甚至我们还差一点陷入到一场阴险的骗局之中。

  当时，全世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只有4个，也正是因为深知核武器的巨大威力，美、苏、英、法等国对于核武器的技术参数和研发要点的把控，几乎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

  虽然在研发之初，苏联给了我国一些援助，但是苏联的援助却是充满了隐瞒，而且在中苏两国的关系出现裂痕之后，苏联更是撕毁条约，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的援助，苏联的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国的核武器研究顿时陷入一片混沌之中。

  然而苏联的技术掣肘，还不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虽然自清朝之后，我国在科研方面的进程几乎被按下了暂停键，各种先进的科技和技术都掌握在别国的手中，连年的战争也让我国不少的科学家、学者都选择留在了海外。

  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之下，还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放弃了海外的优越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开始从零开始研制我国自己的核武器，这其中，就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等著名的时代先驱。

  然而，想要成功研制出核武器，单单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却是远远不足的，我们还需要一样更重要的原料，那就是——浓缩铀！

  铀是一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在大自然有3种同位素，分别是铀-234，铀-235以及铀-238，均具有放射性，但是，其中只有铀-235可以用作核反应，而自然界中的铀-235的含量却又低得可怜，仅仅只有0.71%。

  这就要求我们从大自然中天然的铀矿石里，将铀-235给分离出来，不断地去提高铀-235的浓度，才能用来制造核武器，而这一加工的过程就被称为铀浓缩。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丰度为3%的铀-235为核电站发电用的低浓缩铀，丰度达到80%以上的铀-235才能被称为高浓缩铀，而想要制造这种高精度的精密武器，铀-235的丰度必须要达到90%以上的武器级浓缩铀才行。

  这就要求我们对浓缩铀的丰度要有精准的把控，不论是提纯铀-235还是验证铀-235的丰度，都需要借助相当精密的高精密科学仪器才能完成，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自然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有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来削弱他们的话语权，对本国形成核威慑，因此，涉及到核武器问题的浓缩铀技术，成为了当时国际社会严禁扩散的敏感技术，武器级的浓缩铀更是不可能通过正常的交易渠道来获得。

  我国虽然也在积极努力地筹备核武的高科技人才，但没核武器的原材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从下手，为了获得高丰度的浓缩铀，科研人员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但是结果都不理想，一时之间，核武的研究进行到难以为继的局面！

  1954年，正当我们为了浓缩铀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央却是收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竟然有犹太人来上门推荐自己手中的浓缩铀了，犹太人表示，他们有足够的浓缩铀，可以卖给中国。

  这可真是瞌睡有人送来了枕头，从天上掉下来馅饼。如果这伙犹太人送来的浓缩铀，真的可当作核武器的原料的话，那么中国的研制周期将会大大地缩短，哪怕是送来的量很少，我们也可以有一个现成的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获取铀浓缩的经验，以弥补我们的不足。

  而犹太人的身份，看起来非常可信的。美国研制的“曼哈顿工程”中，犹太裔的科学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这伙犹太商人，想要牟取暴利，利用他们和“曼哈顿工程”中犹太科学家同族的关系，或许真的能搞到一些浓缩铀也说不定。

  但是，惊喜之后，周恩来总理很快就生出了怀疑！当时周恩来总理全权负责这个事情，他深知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也明白犹太人是美国研发的最大功臣，但是美国人真的会让犹太商人自由的出售浓缩铀吗？

  周恩来总理虽然怀疑，但是当时的中国核武研究急需浓缩铀，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万无一失，周总理亲自下达命令：要求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迅速组织精干人员，限期确定该样品的成分，查明真伪。

  要鉴定犹太人送来的浓缩铀样品的丰度，我们就必须借助一种名为“重同位素质谱计”的专业科学仪器才行，而这种高精度的仪器和浓缩铀的技术一样，在整个世界都是非常敏感的东西，中国自然不可能拥有。

  这一下可怎么办？没有仪器鉴定，又由谁来完成周总理亲自交代的这一艰难而又光荣的任务呢？

  盖有非常之功，必持非常之人，我中华民族每当走到重要关口，总是有应运而生的英雄人物出现，这一次同样也不例外，他就是居里夫人大女儿的一位弟子，杨承宗教授。

  杨承宗，1911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21岁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大同大学中毕业，而后在大学校长的推荐之下，得以进入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工作，在这里，杨承宗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引路人——郑大章。

  郑大章曾经在法国留学，他留学时期的老师名叫玛丽·居里，她的另一个名字更为世人所知“居里夫人”。对自身的这个学生，郑大章十分的喜爱，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几乎倾囊相授，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杨承宗前往法国巴黎大学进行深造，巧合的是，杨承宗的导师居然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雷娜·居里，法国的第一个核反应堆正是在伊蕾娜·居里和自己丈夫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

  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杨承宗跟随着自己的老师学习放射化学前沿理论，获得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更是被评为最优级，不仅如此，杨承宗还成功研究出了分离微克量级镧系元素与锕系元素的离子交换方法，在学术道路上日益走向成熟，成为了一名基础扎实、具备相当实力、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放射化学家。

  1951年6月，在杨承宗的博士学位答辩结束一周之后，他收到了一封钱三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国工作，早就归心似箭的杨承宗毅然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他开出的“年薪55万法郎另加补贴”的高薪续聘，坚持返回祖国。

  回国前夕，杨承宗按照钱三强的委托，用组织辗转捎来的3000美元，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有关的书籍、仪器和药品等等，一一归整之后，竟然用去了13个大大小小的箱子！要知道，当时杨承宗年迈的父亲，还有妻子一个人带着4个子女正在苏州的乡下艰难地生活着，杨承宗依然垫上了自己在法国节省下的全部积蓄，只为了可以买更多的仪器和资料。

  除此之外，杨承宗还向自己的导师请求，带走了10克实验室中独有的碳酸钡镭标准源，而这一份珍贵的碳酸钡镭标准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我国原子能放射研究唯一的计量标准。

  1954年，当杨承宗等人接到周总理的命令，要求检验犹太商人送来的浓缩铀样品，却没有相关的科学仪器，与会的很多科学家都纷纷沉默了下来，唯有杨承宗主动站起来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作为放射性的元素，铀有它独特的放射特性，每一种同位素之间也各有不同，杨承宗就是巧妙地利用了放射性元素的这一特点，结合蜕变原理以及他多年研究的经验，最终成功的确定了犹太人送来的样品中铀-235的含量。

  其结果我们自然早已猜到，犹太人提供的这一份样品中，铀-235的含量仅仅相当于天然铀的含量，想要作为核反应武器，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而在我们研究的关键时期，犹太人“恰好”主动来到我国出售浓缩铀，其真实目的可谓是险恶至极。

  拿一块假的浓缩铀来卖，一来可以检验我国的核武研究大致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二来，一旦我们没断定出这一赝品，那我国的原子能研究很可能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空耗我国本就匮乏的物力和人力，拖慢我国的研究进程，而他们却是会趁机大赚一笔。

  也正是杨承宗的努力，直接戳破了险恶的犹太商人的阴谋，也证实了周总理怀疑的正确性，避免我们的国家遭受重大的损失，同时也用事实向世人证明，当时我们的国家虽然落后，但是却不会永远的落后下去。

  没有了现成的浓缩铀，我们的还是要接着来进行下去，好在随着地质学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我国境内发现了大量的铀矿，这也为核武器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支持。

  1961年，杨承宗被紧急调到了北京，担任北京铀研究所的业务副所长，负责的主要的任务正是从铀矿石中提炼丰度达到90%以上的武器级浓缩铀。

  按照苏联留下来的技术方法，要从铀矿石中提炼出一颗所需的武器级浓缩铀至少都需要十年的时间，费工又费时，还严重的延误我国第一颗试验的时间。

  杨承宗上任之后，干脆放弃了苏联留下来的老办法，改革工序，使用堆浸法来提取铀，新技术不仅省去了大量运输的成本，成功提纯出足够丰度的铀-235，还从中提取出了很多的伴生元素，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

  仅仅两年多的时间，杨承宗就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制备出了满足第一次核试爆所需的铀-235。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杨承宗一直在一线，和科研人员一同进行铀的提纯工作，直到达成目标的时候，杨承宗才松了一口气说：“终于能向周总理交令了。”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爆炸试验在罗布泊获得成功，此消息让全世界震惊，而这个震惊的消息背后，却是无数像杨承宗一样的科学家在默默努力着，也正是他们在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才成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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